我国钢铁工业百年发展的伟大成就和主要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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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25 09:25:08

  中国成立百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取得了从小到大、从弱渐强、从世界钢铁工业微不足道的配角发展到跃居世界钢铁工业主角的伟大历史成就。成就的取得,关键在于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引领带动作用。

  经过百年的披荆斩棘和艰苦奋斗,我国钢铁工业实现了产业规模由小到大、产业技术水平由低到高、产业竞争力由弱到强、产业绿色低碳化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历史性大跨越。

  1921年以来的百年间,我国生铁产量从22.9万吨增长到88752万吨,增长了3875倍;粗钢产量从7.68万吨增长到106477万吨,增长了13863倍[1]。如果以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为基数,1949~2020年间,我国钢铁工业的主要产品中,生铁产量从25万吨增加到88752万吨,增长了3349.1倍;粗钢产量从15.8万吨增加到106477万吨,增长了6739.1倍;钢材产量从14万吨增加到132489万吨,增长了9462.5倍[2]。

  与此同时,我国钢铁工业在世界钢铁工业的地位明显上升。自1996年钢产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以来,我国钢铁产量占世界的比重持续攀升。2020年,我国钢铁产量占世界的比重已上升至57.1%,比1996年上升43.2个百分点,比1978年上升52.3个百分点,比1949年上升57.0个百分点[3]。目前,在世界钢铁工业中,我国钢铁工业的产业链最完备、产业规模最大、产品品种系列最丰富。

  一百年前,我国钢铁工业技术装备十分落后。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时的1949年,我国最大的高炉,容积仅690立方米;最大的平炉,公称吨位只有150吨;最大的电炉,容量只有5吨;最大的转炉,容量仅4吨,而且是酸性侧吹;轧钢设备也十分陈旧落后;许多生产过程靠手工操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技术设备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双管齐下,我国钢铁工业的技术装备日趋大型化、高效化、自动化、连续化、紧凑化、长寿化。截止到2018年底,我国大中型钢铁企业拥有的130平方米以上烧结机311台,生产能力88858万吨,占大中型钢铁企业烧结机产能的87.3%;1000立方米以上转炉322座,生产能力52245万吨,占大中型钢铁企业高炉产能的78.8%;100吨以上的转炉342座,生产能力51747万吨,占大中型钢铁企业转炉产能的75.7%;100吨以上的电弧炉21座,生产能力2172万吨,占大中型钢铁企业电弧炉产能的43.9%[4]。

  同时,我国钢铁工业技术水平也明显提高。一百年来特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连铸、高炉长寿、高炉喷煤、转炉溅渣护炉、型线材连轧和综合节能等关键共性技术在全国钢铁企业中得到推广普及。进入21世纪以来,一批先进工艺技术得到快速应用,首钢京唐高炉高比例球团冶炼工艺技术、中国宝武一体化智能管控平台技术、300吨转炉“一键炼钢+全自动出钢”智慧炼钢技术、绿色洁净电炉炼钢技术、连铸凝固末端重压下技术、电渣重熔关键技术、热轧板在线热处理技术、无头轧制技术、棒线材免加热直接轧制技术、无酸酸洗技术等代表世界钢铁先进水平的工艺技术得到推广应用。由于技术进步迅速,“十三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累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28项,一大批高质量关键产品自主研发成功,如高速列车轮轴及转向架材料、超薄不锈钢精密带、高强热成型汽车板、新能源汽车电机用高性能硅钢、航母球扁钢等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一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钢铁工业不断提升“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排放标准,推行清洁生产,采用节能环保技术,节能降耗、资源综合利用取得了明显进步。数据显示,我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综合能耗从1949年的3吨标准煤左右下降到2020年545千克标准煤,高炉利用系数从1952年的1.02吨/立方米?日提高到2020年的2.63吨/立方米?日[5]。我国早已全面淘汰了落后的平炉炼钢工艺,而且转炉炼钢实现了负能炼钢。

  同时,我国钢铁企业通过引进开发、推广应用“三废”综合治理及利用技术,废气处理率和处理废气达标率不断提高,吨钢外排大气污染物大幅减少,水的重复利用率大大提高,外排废水中污染物总量大幅度降低。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累计减排粉尘颗粒物85万吨、二氧化硫194万吨,减排各类废水5亿立方米,节约新水22亿立方米。2020年,全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外排废水总量比上年减少3.85%,二氧化硫排放降低14.38%,烟尘排放降低17.68%,工业粉尘降低10.54%,吨钢耗新水降低4.34%。一大批花园式工厂、清洁生产环境友好型钢铁工厂相继涌现,宝钢湛江钢铁、河钢邯郸钢铁、安阳钢铁、青岛特殊钢、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等14家钢铁企业跻身“清洁生产环境友好企业”,德龙、安钢、三钢等一大批厂区已建设成为4A、3A级景区。

  一百年前,我国钢铁工业技术落后,市场竞争力十分低下。经济建设和人们生活中与钢铁相关的物品大都离不开一个“洋”字,如洋枪、洋炮、洋铁、洋钉。中国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以来,随着钢铁工业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工艺流程的优化、产品质量的改善和品种的增多,我国钢铁工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

  在国内市场上,目前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发展所需的主要钢材品种已完全可以立足国内生产,绝大多数钢铁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和满足率都已达到100%。我国经济和国防建设中所有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都得到了国内钢铁企业的强力支持。比如: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乌德东水电站发电机提供磁轭钢,为国内首个控制性工程——黑河至长岭段天然气管道工程提供世界上口径最大、管壁最厚、钢级最高的管线钢,为亚洲最大自航绞吸挖泥船——“天鲲号”提供BMS1400耐磨蚀钢,为海洋工程领域世界首制的VOC(挥发性有机物)系统模块提供锰碳低温钢,为国产航母“山东号”提供对称球扁钢,等等。

  在国际市场上,一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钢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1950年,我国出口生铁12.6万吨、钢材400吨,实现了新中国钢铁产品出口零的突破。1982年,我国出口钢材突破100万吨;1995年,出口钢材突破500万吨;2007年,出口钢材突破5000万吨;2015年,出口钢材突破1亿吨。近年来,由于国家钢铁发展战略的调整与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我国钢材出口数量有所回落,产业国际竞争力仍在继续提高。如:2020年,我国出口钢材5367万吨,比上年下降16.5%;进口钢材2023万吨,比上年增长64.4%;钢材产品出口均价达到847.2美元/吨,比上年上涨1.3%;而进口均价下降至831.6美元/吨,比上年下降27.5%;进出口钢材产品的价格差已从上年的83.0美元/吨变为2020年的-15.6美元/吨。可以看到,钢材产品的进口均价高于出口均价的历史已经翻篇[6]。

  中国成立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是因为在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完善钢铁工业的管理体制,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引领带动作用。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建设顺利发展的基本经验,也是我国钢铁工业铸就辉煌的根本保障。在我国钢铁工业百年发展史上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我们党始终是推动钢铁工业向前发展的领路人和定海神针。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正是党中央及时采取了建立中央一级和各大行政区领导工业的机构,加强对钢铁工业复产工作的组织领导,派遣大批有领导经验的干部到各企业担任厂矿领导,具体领导厂矿企业的复产工作,号召全体工人、技术人员发扬主人翁精神,全力投入恢复生产、重建工厂和矿山工作,才使得被战争破坏的钢铁厂矿企业迅速复产稳产增产。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重点建设了三个大型钢铁厂、五个中型钢铁厂和十八家小型钢铁厂,新建攀枝花钢铁基地,才极大地改善我国钢铁工业的产业体系和产业布局体系,奠定了我国钢铁工业走向强大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我们党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不断推动钢铁工业的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管理机制变革,才使得我国钢铁工业不断走向强大。

  钢铁工业的百年发展历程充分说明,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我国钢铁工业大起来、强起来的基石。在建设世界钢铁强国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与时俱进,不断改进经济体制和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也是我国钢铁工业顺利发展的成功经验。

  为了迅速改变钢铁工业底子薄、基础差的落后局面,我国在钢铁工业领域曾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通过国家指令性计划统一调配钢铁生产的原材料供应,统一组织钢铁产品生产和销售,统一钢铁企业的利润分配和固定资产投资。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在当时背景下发挥了计划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迅速建立起了铁矿石开采-炼铁-炼钢-轧钢-钢材深加工的完整产业体系,奠定了我国现代钢铁工业发展的基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钢铁工业与时俱进,不断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改变传统计划体制下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政府统得过多过死、激励机制缺失等弊端,实行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激励和约束功能,建立以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解放和培植了我国钢铁工业生产力,促推世界第一钢铁大国在东方诞生。

  通过对外开放,引进来,走出去,充分利用国外资源、资金、技术和市场,是我国钢铁工业百年间取得赶超跨越式发展的成功做法。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充分利用与苏联友好的有利条件,在苏联的设备、资金和技术的全方位帮助下,改建了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新建了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富拉尔基特钢厂、吉林铁合金厂、热河钒钛矿,极大改善了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缺钢少铁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利用与西方关系“解冻”的有利时机,支持武钢从国外引进一米七轧机,极大地提高我国钢铁工业的技术装备和工艺水平,极大地改变了钢铁工业板、管稀缺,薄板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改善了钢铁工业的产品结构。改革开放后,我国又利用与日本关系改善的契机,引进日本的技术装备和先进管理经验,开工建设了宝钢项目,使我国钢铁工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缩短了20多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利用共建“一带一路”有利机遇,我国钢铁企业一方面积极“走出去”获取国外矿产资源,另一方面积极开展跨国经营和产业布局,河钢收购塞钢、敬业集团收购英钢、建龙重工收购马来西亚东钢,等等。这既极大地缓解了我国国内铁矿石资源不足和钢铁产能过剩的困境,又为我国钢铁工业培育出一批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经营能力的跨国钢铁企业,可谓一举两得。

  钢铁工业百年发展光辉历程表明,坚持技术创新,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是我国钢铁由小到大、由弱渐强的重要驱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钢铁工业之所以开发的钢铁新品种不断增多,产品质量不断提高,能源资源消耗强度不断降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走科技创新发展之路,加大了产业研发投入,加强了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以高强度汽车钢的自主研发为例,为了打破国外钢铁企业对高强度汽车钢的垄断,满足我国迅速发展的汽车工业对高强度汽车钢的市场需求,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宝钢自2002年起连续投入巨资研制开发超高强钢。2009年,宝钢投产了我国首条超高强钢专用生产线。截至目前,宝钢已成功开发多种先进高强钢品种以及生产工艺技术,其重点开发的第三代高强钢Q&P钢已实现批量供货,宝钢也因此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家可以同时工业化生产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全系列超高强钢的钢铁企业。

  [1]数据来源:1921年数据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汪敬虞主编,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2020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1)》。

  [2]数据来源:《中国钢铁统计(2016)》、《中国统计年鉴(2021)》。

  [5]数据来源:1949年数据来自《中国钢铁工业五十年数字汇编》,2020年数据来自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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